按一般的情况来说，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虽然官位有大小、资财有多寡，但他们在个人身份上是公平的，都被看作是“士”。 但是，东晋南朝是一个门阀社会，又称士族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士及士大夫这样的身份，是与家族联成在一起的。只有士族名门的读书人，才被视作胜于的“士”，又称“士大夫”、“士君子”、“衣冠”等等，而非士族名门的人，纵使知书达礼，学术与文学上获得成就，依然很难转入士大夫的交际场，甚至无法获得“士”的身份，无法挣脱“庶人”的身份，而是被称作“后门”，其中略为不具门第的，有时被称作“寒士”。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所说的“士人”，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分别由士族社会与庶人社会两部分名门的人包含的。
前者当然是主流社会，后者则不被视作士大夫阶层中的人物。中国古代的文人，就是隶属于这个士大夫阶层的。
所以当时的文学家，也是分别从这两种社会阶层中出来的。当然，在士族社会与庶人社会中，各自仍有等级之差异。士族社会的最重要的差异，是低门士族与次门士族的差异。庶人社会中当然也有在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家和普通老百姓这样的差异。
（以上观点参照了史学家的诸多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是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宫崎市定、川胜义雄、越智重明等氏的研究） 那么，陶渊明到底是归属于哪个阶层的士人呢？这个问题，弥漫我脑子很持久了。但它似乎不是仅有从陶渊明这里就能获得说明的。要在研究东晋门阀社会的整体之后，才有可能解决问题这个问题。
我的基本观点是，陶氏家族虽然在东晋时代曾为军功贵族，但陶侃名门于南方未入士大夫之流的边庸豪族，虽然被南方士族社会的一些名士所采纳，但转入中朝士族社会之后，仍被视作庶人、“小人”一族。陶侃虽因军功取得了世袭贵族的地位，但他本人及其子、孙，是被视作武夫之辈，不进士大夫之流的。
在东晋南朝，名门门第卑微的武人，是不属于士大夫阶层的。 因此，我指出陶氏家族的个别成员，如侃子陶范、孙陶丹（隐士）、曾孙陶渊明（文士兼任隐士），其个人身份有可能具备士人的身份，豫章甚至不似名士之流。但整个家族的成份，依然无法却是士族。
按照这种情况，再行根据豫章父祖的仕历，我们指出豫章最多不能却是寒素士人，而且与庶人阶层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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